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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蛋了的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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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3日

新酒错装旧瓶 《大侦探福尔摩斯》接近烂片

在看到三分之一时我彻底失望,看到一半的时候我忍不住喊“太烂了”!基于善始善终的原则,把《大侦探福尔摩斯》看完了,也不算太烂,但是如果换个片名、更改人物名字,也许要好得多。

新酒旧瓶之动作vs推理:

既然是侦探,那么肯定有推理。电影的叙事中规中矩,除了最后十分钟的扭转和推理,之前都是怪力乱神,只要看过动画片《名侦探柯南》,就不会感到陌生,但动画片只有20分钟,剧情和推理的节奏很容易掌握,然而作为一部电影,反派角色的戏法被过分渲染得冗长无趣。虽然电影遵守了向观众展示意味深长细节的镜头的传统,但由于电影本身将推理完全弱化,早已被更为精心设计的动作遮盖。

或许以打斗场景开篇的电影在一开始就告诉观众,这是一部动作片而非推理片,虽然那些打斗看起来都有点儿眼熟。在小说中,推理才是王道,任何出生入死的冒险,都始于侦探的职业荣光。小说里,都是以马车声带来案子开篇的。

新酒旧瓶之侠客vs侦探:

而在人物性格的塑造上,与其说这是《大侦探福尔摩斯》,不如说这是美剧《豪斯医生》的拆分,分成医生和怪杰。千万别冲着对原著的热爱看电影,否则用痛心疾首也不足以形容。在小说里,福尔摩斯独居,沉静严谨,能辨识各种烟灰,熟知各种土壤,也是专业水准的小提琴手。在电影里变成了活脱脱的侦探版《豪斯医生》,照搬了豪斯医生的刻薄以及和朋友、女性的关系。

这当然不是读者认识的福尔摩斯,更像观众们认识的侠客佐罗和好莱坞里的救世英雄。

同属有着明晰英伦风格、根据小说改编而成的电影有《面纱》和《哈利波特》,电影在打造英伦风情上和《面纱》倒是一致,装神弄鬼上虽不及《哈利波特》有想象力,倒也传承了英伦文化中的巫师和兄弟会。

更重要的是,这两部电影都忠于原著,认真讲故事,而《大侦探》却在添加各种时髦的元素后迷失了。

1月22日

不就脱个裤子么,淡定

提倡环保,几个广州市民在广州地铁当众脱裤子,坦然看书,的环保活动竟成风波,根据媒体报道,地铁公司“大怒”,并称要下次要禁止。多有意思一事儿啊,活活成了伤风败俗的炒作。

泱泱广州,毕竟是以草根、包容文化著称的祖国南大门,传媒比较成熟、发达,意见表达多元,只是地铁公司的反应未免有些过度,太没有想象力鸟。

人家脱裤子是要环保,干嘛净盯着人家白花花的大腿咧?好吧,吸取经验和教训,禁止在地铁要是下次再有一小撮吃饱了闲着没事儿干折腾点其他东东,是不是要跟打地鼠一样见一个打一个?

就算对环保主义者嗤之以鼻,这种行为本身代表的是积极进步的一面,用稍微出格的行动吸引公众注意力,提倡具有一定普遍价值的理念,这是自发的与国际接轨的行动,总比被接轨强多了。

可以乐观地预见,在城市中,爱折腾的人群会越来越多,类似的表达会越来越多。随着人们的淡定,公民社会逐渐成型,说不定,这就是未来10年的主旋律。

1月21日

为什么不是沈浩模式

又是纷繁喧闹的年末岁初。几大新闻门户网站的沈浩专题尤为显眼,这个一次又一次被小岗村村民挽留的中国基层干部的事迹被主流媒体集中报道,然而去世后成为典型多少有些悲凉,就像文学作者的回头红。

 

沈浩当然是个好干部,甚至不用媒体去凭空拔高,声情并茂——毕竟,榜样呈现在媒体上必须是那个样子。可是被那些细节感动完了以后呢?我想沈浩生前也是个实干家,并不会满足于“是好人啊”的评价。

沈浩生前挂职的小岗村在中国改革史上别有意味,30多年前,几个农民自发的勇气和直觉,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摁下手印,郑重地开启了“大包干”,后来被视为中国思想解放、体制改革的序曲。

这一举动,即使在几十年后看来,也是独一无二的。在中国的行政体制下,村是最最最基层的行政管理单位,其上是乡镇、县市和省。远在北京的中央作出决策,自上而下历经层层级别才能抵达村。在这种层级体系下,在过去通讯手段不发达的情况下,从领会中央精神到落实发展,对于基层来说是沉重的课题。

所以,尽管早在30年前就具备改革发展意识,直到今天,小岗村更多地仍只是作为某种意识形态的符号被提及。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的时候,小岗村被轮番解读,但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当初摁手印的一批老人家鲜明的个性和起伏的命运。

沈浩是县城下派的干部,即使管理这个最负盛名的中国农村之一,他也没有获得额外的资源,比如资金、政策的扶持,而沈浩面对的难题,也不仅仅是小岗村独有的。

 

中国有2000多个县市,用时髦的话来说,叫作县域。富裕的县域看起来各有各的康庄大道,而贫穷的县域看起来都是相似的。除了长三角、珠三角那些令人发达的县市外,更多的是欠发达的县域。专家们都说,县域将是中国发展的“一极”,趋势判断明了,然而如何招商引资、如何让区域财政有钱仍然是县委书记们头疼的问题。

尤其是在农村,中国的农村最大的相似之处是:基本上只剩下妇孺,年轻人们涌向珠三角和长三角,即使只是打工,也宁愿拿着低微的薪水,而不愿回家务农,务农意味着同样劳作下更低的收入以及毫无品质甚至毫无想象的生活,在城市,即使城市并不属于他们,但可以感受到现代化的氛围。

而另一方面,尽管袁隆平发明的新型水稻被认为农业发展方向,但中国的农民改变命运的途经仍然是城市化,有见识的会倾力教导儿女努力读书,考上大学;或者进城打工。

而沈浩,当他任期将满时,村民一次又一次挽留,因为沈浩给他们带来希望,这个思维活跃的基层干部总能告诉村民致富的机会,比如开农家菜餐馆,投入低利润高,只要肯做就有钱。

 

2000多个县域,如果算村庄的话就更多了,如果区域的发展都靠一个好干部,一个德才兼备的好干部,得多艰难多漫长啊!有没有一种模式,可以ctrl+C然后ctrl+V的呢?当然,作为接触过辩证法的人类,我明白因地制宜、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道理,昆山模式、顺德模式,都不可复制。
12月7日

政府培养公民的悲哀

美的总部所在的镇街真有钱。最近,这个镇街花了几十万做了个小项目,招了30个本地户籍的大学生聘员,4个月见习,每个月900块,参与一些政府事务,比如村委直选的时候数票、文化活动的执行等,负责这个项目的官员挺年轻,思维比较开放,还让这些大学生按时写时评。

这当然是件好事,反正是政府出钱,这几十个本地大学生长见识、也拓宽了就业渠道。看过这些孩子的总结,不少是学会了做人、工作的态度;在他们的时评文章里,有的也只是一些感触,比如信访工作的麻烦,而进一步的思考则是防止四海皆准的真理了……

唉,都是大学毕业生了,走上社会后就应该明白做人做事的态度,哪里有那么多时间去适应社会竞争呢?学生气太重了,“体验”的成分很大。而收获,一般是思辨的看问题的方式,比如不再只站在不明真相群众的角度,还会从政府的角度去考虑问题了。

和项目负责人聊过,他有更理想的计划:这些有过政府经验的年轻人是政府与民间长久的桥梁,政府发布信息通过他们可以得到更理性的解释。若干年后,这些年轻人会成为中坚,通过他们再去影响一批人。

这说明的一个问题是,官民之间的矛盾到一定份上了,政府的公信力在民间得不到承认,需要一个有效的桥梁,本来有信访部门,但很显然,这个部门也不被百姓接纳、信任。

而另一方面,矛盾双方都不够成熟。政府固然会有纰漏,但百姓也远不够理性。尤其在顺德,尽管经济发达,但市民素质远未达到相应水准,公民社会的构建迫在眉睫。

事实上,这批年轻人的收获,是一个理性的公民最起码的素质,然而,竟然也是政府花纳税人的钱培养出来的,真是悲哀。有钱也不能这么花啊!!

假使他们不是极品

妞现在是科技青年,妞最近在思考,根据正态分布的理论,一个社会总会有若干大变态,这些大变态要么是极端好人,要么是混世魔王。周五晚上不小心看到央视的法治人物评选,真是太不科学了,怎么可以用那些极端好人来强调法治的力量呢?

一个淳朴的乡民老人家,将余生的时间用来还1942年父亲欠下的债务,因为他觉得欠债还钱是天经地义的事,非把钱还上了才能心安。欠债还钱不是常识么?但对于这个老人来说,是一种信念,他践行这个信念就不再是基于法治精神,而是对最原始、最天然的契约精神的遵守,这种遵守让他的行为上升到道德高度。而牵强地将这种原始朴素的认识与法治建立关系,只能说明,今天我们的法治状况太糟糕了,连最起码的诚信、最基本的常识都成为稀缺品。

还有三个落水大学生的入选,这个事件始终和良心两个字相连,与法治的内涵并不是很契合。当然,能理解这些感动我们的案例的入选,毕竟在这片辽阔的土地上,人们对法治的认识有限,更容易从道义上、情绪上去认知,但这恰恰是危险的,法治的目的是有序,而不是靠人们的道德和良知去维持。

不过,几位政法系统基层工作人员的入选倒是挺有意思,像土家族司法所所长,他处理的都是乡民、村民之间鸡毛蒜皮的小事,有人说,这在农村多常见啊,对,正因为他的工作微小,因此更具价值,他通过人情风俗去解释、落实法理,这才是法治力量的体现。

法治确实需要每一个公民去努力争取权益才得以实现,但同时,作为一个复杂的社会,法治系统的方方面面都应该有所进步,要知道,任何一点点法治的进步,都要付出巨大代价,为什么不让人们直面这个现实呢?和高尚得让普通人触动、惭愧的案例比起来,前者也许更具价值。

但愿兴师动众的评选,在收获人们的泪水与一阵感慨后,不会流于喧嚣而是真正的推动电视机前人们对法治的认识。

 

11月15日

20°——12°

北方大寒。新闻里满眼雪景。去年这个时候,我刚来这座城市,我穿了件毛衣,几乎是世界上穿最多的人,可是现在,人们俨然一副冬天的打扮,手套、羽绒服并不算夸张。哎,要是往常,我会淡定地告诉兄弟姐妹们,我在南方以南,北回归线附近,28度。可是现在,我也忍不住大喊:好冷啊!一点地理优越性都没有。

就是这样的天气,我还跑大老远去看电影了。《2012》,之前听说是解放军拯救全人类,其实只是有几个镜头,墨绿色军装,极高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当美国副总统见到保命用的“方舟”时,还有句赞美:“这工作就该交给中国,只有他们才能完成”。放映室一片笑声。

灾难片无非这几个元素:地球毁灭时极需想象力的场面;人类在世界末日前的作为,包括政府和民众;感情。这三个元素在《2012》里的体现分别是:地面巨大的裂缝、火山喷发、从远方汹涌而来的海啸;各国元首封锁消息的自私以及生灵涂炭的恐慌,科学家们的无奈;小作家重新成为一家之主,科学家泡妞成功。均乏善可陈。我觉得还是《特种部队:眼镜蛇崛起》里埃菲尔铁塔融化比这有想象力,而《第九区》以纪录片的形式,探讨一个个体生命的变形记,体现的人文关怀显得更具现实意义。

倒是一些配角和一些小场景比较经典:加州地震时,小作家驱车逃命,路在车后面塌陷,一辆慢悠悠的车挡住主人公去路,原来是一对老人家开车,老婆婆对老爷爷说,小心点鸡蛋……飞行员萨利也是巨帅无比啊!!!比较雷人的台词是:四川的老婆婆一身正气地用听不懂的方言(not四川话)说,我们(指老外一家人)都是地球上的人类……orz

现在12°,几天前还是20来度的……冷啊冷……

 

11月8日

时间都成了灰 续

据说数字太多,只好腰斩。
 

霍营——拉萨:噩梦惊醒,简单自然做回自己

2004年我第二次去了新疆,回来的时候知道小索病了,不过所有的人都没觉得是什么重病,因为他的胃病谁都知道,他那么爱喝酒早得胃病了,一喝完酒就看他脸色惨白。当时谁也没多想,他自己也没怎么在乎。可到了医院没多久他就被转到了重病房,每天不能见太多人了,大家排着队等着去看他。轮到我的时候,小索整个人都是黑的了,我给他从新疆带了核桃和葡萄干,说了两句话就出来了????没想到那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小索去世的那天早上,我7点钟到的医院,一直到火化,我都没离开过。按兰州的习惯办理后事要讲究的:绝对不能让死去的人一个人呆着。于是就我守着他一晚上,郭龙再守一晚上,到火化的时候,我们已经三四天没睡特别累了,那段记忆很清晰。

2004崔健(听歌)在汽车电影院做真唱运动演唱会,我加入美好药店当乐手,开始和小河他们在无名高地演即兴。小河很善于做即兴的演出,对我来说也有好处,但我总感觉自己挺虚的,觉得自己的手风琴拉得特别难听,不过现在听那时候的现场录音,觉得还挺好的。

那会儿我在霍营租了一个院子,住了一年。生活表面上挺平静的,演出也挺多的,经济也过得去,消费也可以。但当时就是觉得不行了,队伍要散了。好多乐队也离开了霍营。在街上一眼望去,不再像从前那样全是摇滚青年了。以前在霍营是找不到房子,后来就是都找不到人,有些人连东西都不要了,就直接走了。好多人都去了云南,直到现在都没回来。我就也呆不住了,觉得到处都冷冰冰的,就跑去东四那边租了个院子,但冬天太冷了,冻得实在受不了了就去郭龙家住了整整半年。关键时刻还是得靠兄弟,他在客厅给我开辟了一个角落,开火做饭,过上了正常点的生活。但热情跑了,彻底洋溢不起来了,坐在台上演出时的我经常容易跑神。

2005年的中秋节我退出了IZ。记得退出那天晚上,我喝得大醉。第二天早上跟祖咒去办签证,到荷兰演出,我宿醉得坐在那就像儿个死人一样。签证官还跑来问我问题,我一脸的死像,差点被拒签。

2006春天 的时候,黑子给我打电话,说拉萨有一个朋友开了酒吧,需要个键盘手,我就去了,在那边很舒服地呆了3个月。酒吧里的人关系都处得特别好,我们就一块儿开个大吉普,一路朝圣,大家很虔诚地拜佛,变成了生活中特别自然的事情。后来我一个人又从阳曲河一直到林芝,从林芝顺着雅鲁藏布江坐公共汽车去了拉萨最老的寺。我在大殿旁住了一夜,听着喇嘛念了一晚上的经。我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时候睡着的,做了很多特别恐怖的噩梦,想醒都醒不过来。等早上睁开眼,我发现被子全被汗淋湿了,但起来后一下子觉得特别轻松,觉得身轻如燕。我挺愿意相信我收到了一种力量。从西藏回来,我就觉得特别舒服。人离了寺庙了不得的,想通了,也就老老实实地,简单点,把自己的事情做好,过好当下的生活就可以了。

我和我女朋友也是在西藏认识的。她的朋友在云南旅游,在一种极其意外的情况下认识了我的朋友,我的朋友又在一种极其意外的情况下翻了他相机里的照片,看到我女朋友的照片后不谋而合地给我们做了介绍。后来我们俩就发短信、发Email、发照片,觉得都还可以,就见面了。所以说我现在老去雍和宫烧香,人烧香是烧给自己的,我来这烧香就是为了记住2006年在西藏有着那么好的心情。

东直门:人肯定都会成为你想成为的人

2006年我30岁。男的二十八九岁是个坎,说成熟了也不成熟,是卡在那儿了。我好像一下子想通了好多事情,这样在江湖上漂来荡去的也不是回事,得做点自己的事了。也许我现在工作起来没有年轻时那么激情洋溢,但做的音乐还是最真的那种,以前的热情可能是表面的,现在的热情可能是更好的。反正我自己感觉挺好,冥冥中有一个自然规律在支配着我们,有时候你可能和别人不一样,但其实大家都在一个共同的规律里打转儿,逃不掉。我觉得大家现在状态都挺好,把一些该放弃的东西都放弃了,就是尘归尘,土归土。

人肯定都会成为你想成为的人。我做了那么多年的乐手,就是靠各种事情带着我一直工作。我总不能确定自己到底想做什么,也没有一定要唱歌的自和决心,也不知道自己的表达是否得当。《你等着我回来》风格也不太确定,嗓子也不太好,就是一个很明显没经过准备的意外事件。奥运会那段时间我没上网,到现在我自己都没听那张专辑。很多人都说你怎么干了这么个事,我起初还有点后悔自己的贸然冲动,现在也想明白了,没啥,就是某段时间的一个产物而已,下次做的比这个好点就可以了。以前就是特事儿,老想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现在就觉得能真真正正朝梦想靠近就可以了,别搞得太夸张了。既然无名无利,何必想那么多呢?

我现在住东直门,这个房子已经住了两年,很踏实。我办了地坛公园的月票,天天7点半就起床。每天到地坛公园跑一圈。郭龙他女朋友教了我套瑜伽动作,我每天练半个小时,8点半到家,吃点东西开始练琴,到四五点骑着自行车去蜂巢剧场演场《恋爱的犀牛》,生活又变得匀速有序,这样挺好。

我现在也不去给别人录音了,MicroMu那张专辑录完后的第三天,是我到北京整10年的日子。那一天我去给一个朋友帮忙录音,录完就跟他说,今天是我最后一次做这种活儿了,以后不论是帮忙、工作还是干行活,再也不做了。我就是要做一个认真的音乐人,只做自己喜欢和想做的事情,哪怕是给流行歌手做乐手,只要是我真心想做的就可以。明年我和郭龙、张佺三个人会去趟云南,做一张野孩子新的唱片,做一张自己的唱片,一张合作的唱片,总之想法很多,慢慢去做好了。10年了,我也知道自己喜欢的是什么了,这样就挺好的了,无名无利的,我只有大把的时间。

 

时间都成了灰

2008年底,手风琴手张玮玮回顾他到北京十年的时光,说“时间都成了灰”;今天,我看着他认真地回忆青春期,难受极了。我真喜欢他们,是那种稀里糊涂里逐渐明白事儿的过程,让我觉得无比忧伤。

今天是118号,星期天,不知道为什么,总感觉今天傻乎乎的,对,就是这天,这24小时,已经过去的正在过去的以及即将过去的时间,傻乎乎的。今天是我职业生涯的第一个行业节日,再过10天,就是我的职业生涯期年之期,而20天前,我又年长了一岁。

这些简单的加减法既不微妙更不意味深长,个人的敏感只是因为时光流逝产生的惶恐。我开始羞于表达和讲述,因为所表达的、所讲述的连我自己都不满意,无论是其形式还是内容。这让我感到羞愧。

我明白了一些道理——这么说真sb——于是我羞于提起,仿佛我犯了大错遮遮掩掩。道理么,要认识丫们可容易了,可是要是彼此敞开心扉产生现实的碰撞,那还有可多要做的了。丫们不过是一些碎片,正如我们以往自以为知道的一样,我们需要一条线索,将她们融会贯通,就像郭靖在雪山顶练习马钰教给他的真气口诀。

 附:

张玮玮:时间都变成了灰

2008-12-22 11:43:57 来源: 网易娱乐 网友评论 4 进入论坛

  •   这是史上最全面的玮玮访谈。“10年了,我也知道自己喜欢的是什么了,这样就挺好的了,无名无利的,我只有大把的时间。

阳光透过树荫洒在东棉花胡同里,坐在光影交界处的张玮玮像一尊平静的雕塑,他的飞鸽牌28自行车稳稳地支在旁边,这一切像一幅老电影里的画面。每天傍晚,他骑着这辆28自行车载着他重重的大手风琴,去蜂巢剧场上班,给孟京辉的话剧《恋爱的犀牛》做现场音乐。他说这样的情景让他想到了自己的父亲,当年父亲也是骑着28自行车载着手风琴在兰州的街道穿行,前梁上还坐着少年时的他。

作为音乐教师的儿子,张玮玮9岁开始学钢琴,不喜欢,12岁的时候学手风琴,也不喜欢,躲在手风琴背后睡觉,教课的音乐老师说张玮玮根本不是学音乐的料。直到到了青春期,张玮玮碰上了摇滚乐和在街边打架的郭龙,两人1998年追随野孩子来到了北京,才开始了自己对音乐梦想的征程。他们在北京的各个区县辗转居住,在各个酒吧工作,在各个乐队中当乐手,在各个酒桌上喝醉,在各个城市中旅行……

如今一晃10年过去了,张玮玮参加过野孩子美好药店IZ等很多乐队,也给左小祖咒、万晓利、老狼做演出乐手。这个戴眼镜的沉默的手风琴手还会弹吉他、贝斯、键盘、冬不拉和弹拨儿。而最早想来北京做歌手的他却很少有机会开口唱歌,直到最近 MicroMu做了一张现场录音版的唱片《你等着我回来》,作为歌手的张玮玮才被人重新认识。这张唱片低调、温暖、幽默,在豆瓣上迅速成为了最受欢迎的唱片第二名,成为了文艺青年的最爱。张玮玮自己却一直都害羞得没敢听这张唱片,以前他觉得自己应该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但现在已经意识到没那回事,只是几首歌而已。”“我们做这种音乐跟名利没有任何的关系。所以我觉得这个网站的免费下载太爽了。

30岁的张玮玮经历了从一个热血青年到跟着各个乐队追逐所谓的名利,又到恢复了内心的平静,现在的他终于决定自己唱歌,做自己想做的音乐了。在这10年漫长的音乐生涯中,有过激情洋溢也有过虚无空洞,但时间很快就化成了灰,剩下的是太多的美好回忆值得收藏。人总归要成为他们想成为的人。张玮玮说。

兰州单店:一想到野孩子就是阳光灿烂的南三里屯

其实我最早来北京的理想就是做歌手,结果稀里糊涂做了乐手。我跟野孩子是在兰州认识的,那阵子流行Grunge,我从穿着打扮到听的东西都是Grunge,在兰州看到野孩子的演出就觉得他们人都特别好,认认真真,特别不错的人。反正我来北京之前就有他们的电话,但一直也没怎么联系。

1998年刚来的时候挺茫然的,就是在酒吧驻唱。我在北京干的第一个活就是和小河一起在蓝岛商场门口办的一个开业庆典上演出。我上去唱了两个自己写的歌和一个罗大佑的歌。小河那会儿就特别有个性,他上去就背朝着人民群众,弄了一大段的反馈和啸叫,搞得所有的群众都非常茫然,之后他回过头冲着大家说:这么冷的天,你们都站那儿干嘛啊?回家吧!那个经理当时都崩溃了。

那会儿我住在海淀,经常唱歌的酒吧在国贸,后来我觉得骑着自行车四处乱跑找酒吧挺没意思的,就不干了,然后我就去了琉璃厂那边的一个乐器店工作。当时乐器店分工还挺明确的,有销售的、有试乐器的,我是专门给顾客试乐器的。我不是能搞好多乐器吗,管乐、键盘、吉他、贝斯都能弄,就把各种乐器都练了一套很唬人的东西,就这样很好骗人家买。

当时日子挺舒服的,我有一个自己的小屋子,天天呆在里面弹琴,店里需要我的时候,喊一声我就出来。后来上了一年班,我就觉得不对劲了,我在兰州就是上班的,干嘛要从家跑到这里来上班。我觉得不行,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后来就场子也不跑了,乐器也不卖了。于是我就搬去了单店,住在小索家旁边。小索成天干什么,我就干什么:他起床我也起,他练琴我也练????他们以前的歌就是两把吉他,后来他们想加手鼓和键盘,再把歌重新编一下,把野孩子做成一个大乐队,就找了郭龙和我。我琢磨着手风琴比键盘更能跟乐队合到一块儿去,就让我爸把我的手风琴从兰州寄了过来,练了一个礼拜,就跟他们一起演出去了。我后来又练了4首歌,练了大概一年,就稀里糊涂地成了野孩子的乐手。

我那会儿年轻,没什么自己的主意,大部分时间就是跟着野孩子。那时特别爱学习,遇到别人说的特别好的话,或者书上看到的名言就拿小本记下来。这个本子直到现在还在,里面记得乱七八糟的什么都有,生活常识啊,做人道理啊,朋友箴言啊……总之那会儿挺好学的。

野孩子在一起的生活特别美好,我们都住在单店那一块,一周排练5天,周末演出,每天都要坐406路公交车去南三里屯的河酒吧。406 15分钟一趟,我们每天都约在公交车站见,一点半准时到,然后坐车,150到河酒吧。在车上挺高兴,还能睡个午觉。我们一到河酒吧就会一人泡杯茶,喝啤酒的喝啤酒。聊一会儿之后,差5分钟两点的时候就开始准备去排练了,大概两点左右去接线,把节拍器的弦拧满,走一圈是35分钟,全松掉了之后,再拧满,反正都是打着节拍器专门练演出的时候衔接的不好的地方,慢慢练顺练好。到了4点钟会有中间休息,我们就出去抽烟,锻炼身体,做做俯卧撑。小索他们一组能做 60多个,我那阵子只能做个十五六个,后来能做到30个了。那阵子三里屯那些酒吧也不红,门口都是修车的和煎饼摊,特别安静,特别舒服,感觉就是大家在一块儿练功。当时张和小索就像我现在这样的年纪,30刚出头。他们年轻时也是跟我一样,在成都、杭州过着天昏地暗的日子,青春都是烧过来的????但是当时小索他们已经30出头,生活得确实是要健康、端正一点了。现在我也慢慢明白了,你叫我去喝酒,我就不想去,一个月喝一次我都嫌多,已经过了那种时候了,那种欢乐没什么价值,闹够了,没必要了。

1999年的我才23岁,到了晚上,就得四处去游荡,不过那时候穷,闹也闹不到哪儿去,无非就是去谁家喝一顿。我那时也没太多的朋友,转来转去就还是兰州的那些人。逢年过节我们得在一起吃饭,一般都是去小索家。小索在家炖羊肉,我们就一人拎一箱啤酒去。这样的日子还是像在兰州那样,长幼有序,兄弟情深。兰州人就是这样的,你大我一岁,我在你面前不该开的玩笑就不会乱开;我大你一岁,我该帮你扛着的事儿也没问题,没钱交房租了,不用跟我说我这钱就得给你,我是你哥嘛!兰州人就是这样的。

这样健康严谨的生活大概维持了两年,河酒吧也越做越大了。2001年的时候里面安安静静的,生活井井有条,人们处得和和睦睦。到了2002年乐队慢慢就多了起来,一周得有几千人来看演出,于是礼拜三的时间就分给了小河和晓利,他俩各半场,礼拜四有时候是废墟,后来祖咒开始在那演,各色人等都来了。

刚开始还是挺好,跟小河、晓利他们一起特别舒服。我那阵子看什么东西都像隔着一层热空气,就是青春的那种巅峰状态,觉得一切都太美了。我记得有一年,下了一场大雪,突然全北京的交通都瘫痪了,那天野孩子在河酒吧演出,路上的车堵在那儿根本不动,我和郭龙心血来潮,就说下车滑雪走吧,然后两个人就在大马路上一直滑,一直滑,一直滑到了河酒吧,当时高兴得不行。

那就是在2002年,真正的巅峰。那时候大家都热爱音乐,很多听民谣的人也在听摇滚,听摇滚的人也在听民谣,不像原先分类分得那么清楚。那段时光的点点滴滴都是从心窝里面出来的,我当时就觉得这辈子活着保持这样子就可以了。演出的时候,每次也都特别HIGH。那时候河酒吧的气氛太好了,去的人都是朋友,不管认识不认识,只要进来1个小时,我们就是朋友了。有那么100个人每到周末就肯定来,有那么几张脸,只要凑到一块儿,我就觉得飞了,那时候都管他们叫他舅他舅母他姨他姨父他姑”……谁是,其实谁都不知道,就是互相叫着亲切。前两个月,我在愚公移山看张佺回来的演出,我一看,他舅他舅母他姨都在,立刻就飞了。

那阵子人跟人一点障碍都没有,每个人都特别开放,特别有感情。也许在酒吧里的每个人都在抽烟喝酒,但是大家都是上进、美好的。有一次我们喝着喝着,小河转眼就没影儿了,出去街上见人就抱,还跑去将人家出租车司机拉出来:哥们儿一起跳个舞吧!

小河那时候有首歌叫《那不是我的名字》,本来最早是没词的,后来摩登天空要录这个,说这个歌太好了,有必要给它填个词。他就填上了:我还拉着一个外国人的手,在春天 的街上走。我们那时候交了一堆刚到北京的外国姑娘,都是比我们年纪小的,都特别好,不像现在的有些白领,不会好好说话,那会儿大家心灵相通,都很单纯,没有那么多小利益纠缠,都为了追求美好的东西。

天通苑——伊犁:事儿抓人,但记忆一片空白

最初做乐队的时候,我没有那么多的想法,就是纯粹的喜欢,觉得干这个我就能算条好汉吧,干这个我才不会成为那些人。过了2002年,生活复杂了,做的事儿也复杂了,想法也越来越多了,有点犯晕。到了2003年,真别扭了,演出演得也不那么爽了。其实这个圈子真的是无名无利,但大家开始莫名其妙地争一些东西,就像木心书里写的那样,中国人就是在无名无利的情况里争名夺利。

2002年朱小龙把马木尔带到了北京,我们当时都特别崇拜地去马木尔家看他弹琴,太大师了。大家各色人等都去他家拜访,坐着听他弹琴,每个人都激动。马木尔拿了个冬不拉回来,我们都说这个乐器好听,都想学。当时正好看了个记录片叫《雪落伊犁》,对新疆有一种向往,后来小龙就说组乐队吧,于是后来我们就一起组了IZ乐队,把它当作野孩子的一个延续。

加入了IZ,我于是就不和张佺他们住了,独自搬到了天通苑,一下子就感觉那种集体感、归宿感有点变了。以前我的归宿感就在单店,那里就是我的家。我有一个姓陈的朋友,他家的冰箱里永远都有吃的。他总是一次把三天的饭都做全,做上一锅臊子放在冰箱里,想吃的时候,买点面条,或蒸点米饭,拌一下就完了。到了天通苑那边,我就经常去小河家,去晓利家,或者骑车骑个20分钟到霍营,霍营有各色人等。但那段生活我有点想不起来,就是经常叫朋友来家里玩,我那阵子特别好串门,跟朋友一玩玩到天亮,大清早天都亮了再一起吃个早饭,各自回家。到了后来搞得人筋疲力尽,你说你的,我说我的,怎么都说不到一块儿,说得天花乱坠,话越来越大,越来越不真。在单店时那种每个人都干干净净、相亲相爱、见面一笑的温暖,到了天通苑就变了,大家开始说那种套话了,说得特别好,但你感觉什么都没说,浪费酒钱。

那时候我们就预感到了空前盛况要落幕,总是感觉有点失重,自己也不知道该干点什么,以前是人抓事儿,那时候就事儿抓人了。野孩子要排练,IZ也要排练,但排练的时间越来越少了,相比之下事情却越来越多、息越来越多、演出也越来越多。

2003年的非典是一个转折,非典前和非典后的生活简直就是两回事。那时候河酒吧关门了,大家的心情都有点涣散,小索和张佺就受不了了,他俩觉得乐队要散了。酒吧可以不好,朋友可以不好,但乐队不能散????年初我们就有点不愿意在北京呆了,心里特浮。到了夏天的时候,我就觉得不行了,身边的人怎么都那么奇怪了,在北京根本呆不住了,就跟着马木尔去了新疆,呆了半年。我在伊犁一个村子住了下来,每天清早7点钟起床,练琴。中午学冬不拉,晚上学弹拨儿,生活又开始正常了。中间又去了喀什和塔什客。北京那边一直在叫我回来演出,我却死活都不想回去,我说我一定要等到这儿下雪。后来有一次北京的人跟我说有一个特别重要的演出,不来不行,我说好吧,结果就在我回去的头一天,伊犁下雪了,鹅毛大雪。我特地把《雪落伊犁》里的那首歌又找来听了一遍,想着等到回去了之后,我还按照新疆的步调去生活,气沉丹田,绝不改变。结果回去一个礼拜之后,乱七八糟的生活,又开始了。

10月3日

回乡散记

 

11个小时颠簸后终于在接近十月的夜晚到家。曾想着远离的这片土地,现在开始明白,是我的根。

1、 明月光

秋夜,如果天气晴好,晚上9点以后甚至不用开灯,也不会摸黑——月光会从纱窗倾洒进来,皎洁、明亮。这时我喜欢睡沙发,看得见月光的步伐。除了月光,还有鱼儿跃出水面时发出的声音,是的,家门口是一片池塘和菜地,田埂还传来夜归人达达的摩托车声。

10岁时,爸妈自己的家落成。正好乡下的外公外婆把房子卖掉给唯一的孙子上学筹学费,搬来和我们一起住,彼时外公刚逾古稀,外婆正过花甲。

春季,逢大雨,池塘水涨,门前那条干涸的小水道成湍急的小溪,外公往溪口浅处搁一个畚箕,一下午拎起来全是小虾小鱼。

可是现在,河道再无鱼虾,而外公,卧床不起,甚至要努力一番才能分辨我是谁。

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

2、 大超市

双节长假,县城的广场、公园、主要街道比以往更多人。尤其是去年新开的一家连锁超市,地理位置稍微有点偏,晚上8点路过门口,竟然爆满,人山人海。最拙劣的营销方式,路人驻足,交通堵塞,竟然排起小车长龙。

小车多了很多。这次回家小转,县城的交通开始让人头疼,路边开始划停车位。我两个年轻的叔叔,勇猛地在去年陆续加入到有车族行列。

这是江西南部一座县城的缓慢城市化进程的表征之一。

超市琳琅满目的商品,不仅仅是日常用品,更象征一种城市化的生活方式:对于流连超市的新老县城人来说,那些功能多样的产品也许永远也用不上,但是,那意味着他们向往的生活。另外,超市的环境令人兴奋,无论身份地位,都能触摸那些商品。消费主义、现代性在超市交织。

县城人在市里买房,乡村籍贯的人在县城买房,于是后者成了“新现城人”,还有些安土重迁上了一定岁数的本地人,姑且称为“老县城人”吧。据说,宁都的房价在赣州的县市中最高,如果确实如此,那说明宁都的城市化相对快些。

事实上,只要观察县城的十字街和两个广场,就能读懂她城市的那一面。十字街上,服装品牌依次进驻,背靠背的卡帕今年刚刚出现,阿迪耐克之前就有,原本比较低端的广东制造的“以纯”以其简洁明亮的装修和显眼的位置被心照不宣地装点成牌子货从不打折……疑似“肯德基”山寨版的快餐店在广场旁边开开关关,以出售礼品类烟酒闻名的某商店重新装修,洋酒摆在橱窗……广场上人总是很多,新广场还多了一块70多万的LED电子显示屏,国庆当天,很多人在屏幕前看阅兵式。

难怪说LED有市场,你想,全国2000多个县市,去掉最富的,剩下的都是市场。

和我故乡一样的大部分县城和乡村,缺乏强大的经济实力支撑,只能缓慢地向城市过渡,心有余而力不足。

3、 老同学

同学中不少回乡工作。他们或她们家境不差,衣着时尚,这群年轻人是县城消费主力,当然,他们中很多宁愿在假期去趟一线二线城市消费。

从婚恋态度来说,相对开放也相对传统,眼界不低而且很现实,在婚恋上的选择绝对不差,至少也是门当户对。

相对来说,他们受过相对高层次的教育,有丰富的城市经验和开阔的眼界,可是,他们能为家乡带来什么?安逸、一眼看得到头的生活在成为一种普遍的个人选择时,除了消费力,似乎更是一种沦陷,沦陷在既有的关系、体制中,难有突破。

毕竟,这数目越来越大的“一小撮”公务员、商人、工薪家庭出来的孩子,不了解所生活的故乡最基本的境况,单有向往而不能提供基础着力点。

不知不觉,一代人已经成长起来,他们将成为社会中坚。流言、八卦、绯闻开始以他们为对象。

4、 妈妈说

中学6年,每天上下课,我的习惯是先跟妈妈喊一声打个招呼,然后再亲妈妈。其实我快忘记那段时光了,在我妈的描述中,中学期间我是个乖巧懂事的女儿,后来上大学后,却逐渐和爸爸打电话、聊天,亲近起来。

妈妈说,中学6年是她最留恋的时光。我才知道。我只记得那时的我,像今天一样向往辽阔的世界,蠢蠢欲动。

孩子越来越像家长,家长越来越像孩子,这就是光阴?

9月17日

改革

容纳千人的会场,今天喧哗数次。顺德区,这个区域经济的明星,尝试“大部制”改革,今天宣布方案,明天挂牌,10月前完成交接,如此高效颇令人激动。

原先双管的部门全都归属顺德区管辖,一些小部门如药监局,也并入了卫生局。令人吃惊的是,统战部竟然和外事侨务局合并同类项了——要知道,统战部代表党政系统的姿态哎……当记者问及,这是否可以理解成顺德在党政体制方面的突破?区委书记的回答有点让人意外:不知道,没想这么多,只是觉得这样操作方便简单。

党政联动不仅在表现在这方面。区委常委全都挂帅部门,监察局、审计局和信访局成了一个大部门,和行政执法有关的内容全都并在一块,可见此次大部制改革的决心:努力让决策、执行、监督各成体系。

基于“实用”出发,这些调整并没有超出人们的想象力,但是在传统的话语体系中,这种流线型的设计仍令人惊艳。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在人事上的阻力和高效比起来,显然没有那么大。以我极其有限的阅历看,这已经是非常了不起的了。

也许这和南方的政治氛围以及顺德人的价值观有关系。在南方,即使是60周年,也并没有太多政治口号、横幅、居委会大妈们的洋溢的爱国热情,在这里,纪念或者说庆祝60周年的方式是在各种表演赛事前加上60周年字样,红色的政治氛围被多彩的文体娱乐消解。

而顺德人,我所接触到的公务员,比起仕途来,悠闲的个人生活更重要。工作确实投入,但工作以外的时间绝对是生活。不少土生土长的本地人在政府部门的职务之外,要么家底殷实,要么自己捣鼓生意,有趣的是,他们中的不少人,会“看相”。

此次改革被认为是在1992年顺德体制改革之后的深化,与彼时相比,现在已有一定基础。按理说,初次改革是初生牛犊,反正一无所有,“革自己的命”也没什么大不了,况且在当时背景啊,不当官还可以去企业、做生意;而今再改,调整利益格局往往让改革举步维艰,然而从今天的反应看,还是比较积极的。这是为什么呢?

还有,当时的改革从内部来说有迫切需要,而这次改革,似乎内驱动力并没有那么强。这些年来,政企剥离后,顺德政府确实越来越超前,比如服务水准,比如官员的学历,它在自动地往服务型政府、专家型官员靠,此次改革,无疑是一次超前,尤其是对于群众来说。

自从2008年成为科学发展观试点,再到珠三角一体化的规划,顺德官方的表达中,民主和公民社会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这当然是一件好事,然而,顺德社会本身,公民社会的发育远远缺乏基础。

不过,我忽然有些感动,这就是改革,货真价实的改革,不再是教科书上空洞的字眼。从今天,可以推断过去,那些改革、人们思想观念的解放,是多么伟大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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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vin发表:
发觉岸同学这里的文字还真多
12 月 7 日
往往发表:
我是谁呢,hoho,认出了没,肯定没有
1 月 12 日
第 1 张,共 8 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