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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蛋了的王国晚来天欲雪 能饮一杯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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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我也不认识几个的活人的部落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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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vember 15 20°——12°北方大寒。新闻里满眼雪景。去年这个时候,我刚来这座城市,我穿了件毛衣,几乎是世界上穿最多的人,可是现在,人们俨然一副冬天的打扮,手套、羽绒服并不算夸张。哎,要是往常,我会淡定地告诉兄弟姐妹们,我在南方以南,北回归线附近,28度。可是现在,我也忍不住大喊:好冷啊!一点地理优越性都没有。 就是这样的天气,我还跑大老远去看电影了。《2012》,之前听说是解放军拯救全人类,其实只是有几个镜头,墨绿色军装,极高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当美国副总统见到保命用的“方舟”时,还有句赞美:“这工作就该交给中国,只有他们才能完成”。放映室一片笑声。 灾难片无非这几个元素:地球毁灭时极需想象力的场面;人类在世界末日前的作为,包括政府和民众;感情。这三个元素在《2012》里的体现分别是:地面巨大的裂缝、火山喷发、从远方汹涌而来的海啸;各国元首封锁消息的自私以及生灵涂炭的恐慌,科学家们的无奈;小作家重新成为一家之主,科学家泡妞成功。均乏善可陈。我觉得还是《特种部队:眼镜蛇崛起》里埃菲尔铁塔融化比这有想象力,而《第九区》以纪录片的形式,探讨一个个体生命的变形记,体现的人文关怀显得更具现实意义。 倒是一些配角和一些小场景比较经典:加州地震时,小作家驱车逃命,路在车后面塌陷,一辆慢悠悠的车挡住主人公去路,原来是一对老人家开车,老婆婆对老爷爷说,小心点鸡蛋……飞行员萨利也是巨帅无比啊!!!比较雷人的台词是:四川的老婆婆一身正气地用听不懂的方言(not四川话)说,我们(指老外一家人)都是地球上的人类……orz 现在12°,几天前还是20来度的……冷啊冷……
November 08 时间都成了灰 续据说数字太多,只好腰斩。
霍营——拉萨:噩梦惊醒,简单自然做回自己 2004年我第二次去了新疆,回来的时候知道小索病了,不过所有的人都没觉得是什么重病,因为他的胃病谁都知道,他那么爱喝酒早得胃病了,一喝完酒就看他脸色惨白。当时谁也没多想,他自己也没怎么在乎。可到了医院没多久他就被转到了重病房,每天不能见太多人了,大家排着队等着去看他。轮到我的时候,小索整个人都是黑的了,我给他从新疆带了核桃和葡萄干,说了两句话就出来了????没想到那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小索去世的那天早上,我7点钟到的医院,一直到火化,我都没离开过。按兰州的习惯办理后事要讲究的:绝对不能让死去的人一个人呆着。于是就我守着他一晚上,郭龙再守一晚上,到火化的时候,我们已经三四天没睡特别累了,那段记忆很清晰。 2004年崔健(听歌)在汽车电影院做“真唱运动”演唱会,我加入“美好药店”当乐手,开始和小河他们在无名高地演即兴。小河很善于做即兴的演出,对我来说也有好处,但我总感觉自己挺虚的,觉得自己的手风琴拉得特别难听,不过现在听那时候的现场录音,觉得还挺好的。 那会儿我在霍营租了一个院子,住了一年。生活表面上挺平静的,演出也挺多的,经济也过得去,消费也可以。但当时就是觉得不行了,队伍要散了。好多乐队也离开了霍营。在街上一眼望去,不再像从前那样全是摇滚青年了。以前在霍营是找不到房子,后来就是都找不到人,有些人连东西都不要了,就直接走了。好多人都去了云南,直到现在都没回来。我就也呆不住了,觉得到处都冷冰冰的,就跑去东四那边租了个院子,但冬天太冷了,冻得实在受不了了就去郭龙家住了整整半年。关键时刻还是得靠兄弟,他在客厅给我开辟了一个角落,开火做饭,过上了正常点的生活。但热情跑了,彻底洋溢不起来了,坐在台上演出时的我经常容易跑神。 2005年的中秋节我退出了IZ。记得退出那天晚上,我喝得大醉。第二天早上跟祖咒去办签证,到荷兰演出,我宿醉得坐在那就像儿个死人一样。签证官还跑来问我问题,我一脸的死像,差点被拒签。 2006年春天 的时候,黑子给我打电话,说拉萨有一个朋友开了酒吧,需要个键盘手,我就去了,在那边很舒服地呆了3个月。酒吧里的人关系都处得特别好,我们就一块儿开个大吉普,一路朝圣,大家很虔诚地拜佛,变成了生活中特别自然的事情。后来我一个人又从阳曲河一直到林芝,从林芝顺着雅鲁藏布江坐公共汽车去了拉萨最老的寺。我在大殿旁住了一夜,听着喇嘛念了一晚上的经。我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时候睡着的,做了很多特别恐怖的噩梦,想醒都醒不过来。等早上睁开眼,我发现被子全被汗淋湿了,但起来后一下子觉得特别轻松,觉得身轻如燕。我挺愿意相信我收到了一种力量。从西藏回来,我就觉得特别舒服。人离了寺庙了不得的,想通了,也就老老实实地,简单点,把自己的事情做好,过好当下的生活就可以了。 我和我女朋友也是在西藏认识的。她的朋友在云南旅游,在一种极其意外的情况下认识了我的朋友,我的朋友又在一种极其意外的情况下翻了他相机里的照片,看到我女朋友的照片后不谋而合地给我们做了介绍。后来我们俩就发短信、发Email、发照片,觉得都还可以,就见面了。所以说我现在老去雍和宫烧香,人烧香是烧给自己的,我来这烧香就是为了记住2006年在西藏有着那么好的心情。 东直门:人肯定都会成为你想成为的人 2006年我30岁。男的二十八九岁是个坎,说成熟了也不成熟,是卡在那儿了。我好像一下子想通了好多事情,这样在江湖上漂来荡去的也不是回事,得做点自己的事了。也许我现在工作起来没有年轻时那么激情洋溢,但做的音乐还是最真的那种,以前的热情可能是表面的,现在的热情可能是更好的。反正我自己感觉挺好,冥冥中有一个自然规律在支配着我们,有时候你可能和别人不一样,但其实大家都在一个共同的规律里打转儿,逃不掉。我觉得大家现在状态都挺好,把一些该放弃的东西都放弃了,就是尘归尘,土归土。 人肯定都会成为你想成为的人。我做了那么多年的乐手,就是靠各种事情带着我一直工作。我总不能确定自己到底想做什么,也没有一定要唱歌的自信和决心,也不知道自己的表达是否得当。《你等着我回来》风格也不太确定,嗓子也不太好,就是一个很明显没经过准备的意外事件。奥运会那段时间我没上网,到现在我自己都没听那张专辑。很多人都说你怎么干了这么个事,我起初还有点后悔自己的贸然冲动,现在也想明白了,没啥,就是某段时间的一个产物而已,下次做的比这个好点就可以了。以前就是特事儿,老想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现在就觉得能真真正正朝梦想靠近就可以了,别搞得太夸张了。既然无名无利,何必想那么多呢? 我现在住东直门,这个房子已经住了两年,很踏实。我办了地坛公园的月票,天天7点半就起床。每天到地坛公园跑一圈。郭龙他女朋友教了我套瑜伽动作,我每天练半个小时,8点半到家,吃点东西开始练琴,到四五点骑着自行车去蜂巢剧场演场《恋爱的犀牛》,生活又变得匀速有序,这样挺好。 我现在也不去给别人录音了,MicroMu那张专辑录完后的第三天,是我到北京整10年的日子。那一天我去给一个朋友帮忙录音,录完就跟他说,今天是我最后一次做这种活儿了,以后不论是帮忙、工作还是干行活,再也不做了。我就是要做一个认真的音乐人,只做自己喜欢和想做的事情,哪怕是给流行歌手做乐手,只要是我真心想做的就可以。明年我和郭龙、张佺三个人会去趟云南,做一张“野孩子”新的唱片,做一张自己的唱片,一张合作的唱片,总之想法很多,慢慢去做好了。10年了,我也知道自己喜欢的是什么了,这样就挺好的了,无名无利的,我只有大把的时间。 时间都成了灰2008年底,手风琴手张玮玮回顾他到北京十年的时光,说“时间都成了灰”;今天,我看着他认真地回忆青春期,难受极了。我真喜欢他们,是那种稀里糊涂里逐渐明白事儿的过程,让我觉得无比忧伤。 今天是11月8号,星期天,不知道为什么,总感觉今天傻乎乎的,对,就是这天,这24小时,已经过去的正在过去的以及即将过去的时间,傻乎乎的。今天是我职业生涯的第一个行业节日,再过10天,就是我的职业生涯期年之期,而20天前,我又年长了一岁。 这些简单的加减法既不微妙更不意味深长,个人的敏感只是因为时光流逝产生的惶恐。我开始羞于表达和讲述,因为所表达的、所讲述的连我自己都不满意,无论是其形式还是内容。这让我感到羞愧。 我明白了一些道理——这么说真sb——于是我羞于提起,仿佛我犯了大错遮遮掩掩。道理么,要认识丫们可容易了,可是要是彼此敞开心扉产生现实的碰撞,那还有可多要做的了。丫们不过是一些碎片,正如我们以往自以为知道的一样,我们需要一条线索,将她们融会贯通,就像郭靖在雪山顶练习马钰教给他的真气口诀。 附: 张玮玮:时间都变成了灰 2008-12-22 11:43:57 来源: 网易娱乐 网友评论 4 条 进入论坛
阳光透过树荫洒在东棉花胡同里,坐在光影交界处的张玮玮像一尊平静的雕塑,他的飞鸽牌28自行车稳稳地支在旁边,这一切像一幅老电影里的画面。每天傍晚,他骑着这辆28自行车载着他重重的大手风琴,去蜂巢剧场上班,给孟京辉的话剧《恋爱的犀牛》做现场音乐。他说这样的情景让他想到了自己的父亲,当年父亲也是骑着28自行车载着手风琴在兰州的街道穿行,前梁上还坐着少年时的他。 作为音乐教师的儿子,张玮玮9岁开始学钢琴,不喜欢,12岁的时候学手风琴,也不喜欢,躲在手风琴背后睡觉,教课的音乐老师说张玮玮根本不是学音乐的料。直到到了青春期,张玮玮碰上了摇滚乐和在街边打架的郭龙,两人1998年追随“野孩子”来到了北京,才开始了自己对音乐梦想的征程。他们在北京的各个区县辗转居住,在各个酒吧工作,在各个乐队中当乐手,在各个酒桌上喝醉,在各个城市中旅行…… 如今一晃10年过去了,张玮玮参加过“野孩子”、“美好药店”、IZ等很多乐队,也给左小祖咒、万晓利、老狼做演出乐手。这个戴眼镜的沉默的手风琴手还会弹吉他、贝斯、键盘、冬不拉和弹拨儿。而最早想来北京做歌手的他却很少有机会开口唱歌,直到最近 MicroMu做了一张现场录音版的唱片《你等着我回来》,作为歌手的张玮玮才被人重新认识。这张唱片低调、温暖、幽默,在豆瓣上迅速成为了最受欢迎的唱片第二名,成为了文艺青年的最爱。张玮玮自己却一直都害羞得没敢听这张唱片,以前他觉得自己应该“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但现在已经意识到“没那回事,只是几首歌而已。”“我们做这种音乐跟名利没有任何的关系。所以我觉得这个网站的免费下载太爽了。” 30岁的张玮玮经历了从一个热血青年到跟着各个乐队追逐所谓的名利,又到恢复了内心的平静,现在的他终于决定自己唱歌,做自己想做的音乐了。在这10年漫长的音乐生涯中,有过激情洋溢也有过虚无空洞,但时间很快就化成了灰,剩下的是太多的美好回忆值得收藏。“人总归要成为他们想成为的人。”张玮玮说。 兰州—单店:一想到“野孩子”就是阳光灿烂的南三里屯 其实我最早来北京的理想就是做歌手,结果稀里糊涂做了乐手。我跟“野孩子”是在兰州认识的,那阵子流行Grunge,我从穿着打扮到听的东西都是Grunge,在兰州看到“野孩子”的演出就觉得他们人都特别好,认认真真,特别不错的人。反正我来北京之前就有他们的电话,但一直也没怎么联系。 我1998年刚来的时候挺茫然的,就是在酒吧驻唱。我在北京干的第一个活就是和小河一起在蓝岛商场门口办的一个开业庆典上演出。我上去唱了两个自己写的歌和一个罗大佑的歌。小河那会儿就特别有个性,他上去就背朝着人民群众,弄了一大段的反馈和啸叫,搞得所有的群众都非常茫然,之后他回过头冲着大家说:“这么冷的天,你们都站那儿干嘛啊?回家吧!”那个经理当时都崩溃了。 那会儿我住在海淀,经常唱歌的酒吧在国贸,后来我觉得骑着自行车四处乱跑找酒吧挺没意思的,就不干了,然后我就去了琉璃厂那边的一个乐器店工作。当时乐器店分工还挺明确的,有销售的、有试乐器的,我是专门给顾客试乐器的。我不是能搞好多乐器吗,管乐、键盘、吉他、贝斯都能弄,就把各种乐器都练了一套很唬人的东西,就这样很好骗人家买。 当时日子挺舒服的,我有一个自己的小屋子,天天呆在里面弹琴,店里需要我的时候,喊一声我就出来。后来上了一年班,我就觉得不对劲了,我在兰州就是上班的,干嘛要从家跑到这里来上班。我觉得不行,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后来就场子也不跑了,乐器也不卖了。于是我就搬去了单店,住在小索家旁边。小索成天干什么,我就干什么:他起床我也起,他练琴我也练????他们以前的歌就是两把吉他,后来他们想加手鼓和键盘,再把歌重新编一下,把“野孩子“做成一个大乐队,就找了郭龙和我。我琢磨着手风琴比键盘更能跟乐队合到一块儿去,就让我爸把我的手风琴从兰州寄了过来,练了一个礼拜,就跟他们一起演出去了。我后来又练了4首歌,练了大概一年,就稀里糊涂地成了“野孩子”的乐手。 我那会儿年轻,没什么自己的主意,大部分时间就是跟着 “野孩子”。那时特别爱学习,遇到别人说的特别好的话,或者书上看到的名言就拿小本记下来。这个本子直到现在还在,里面记得乱七八糟的什么都有,生活常识啊,做人道理啊,朋友箴言啊……总之那会儿挺好学的。 和“野孩子”在一起的生活特别美好,我们都住在单店那一块,一周排练5天,周末演出,每天都要坐406路公交车去南三里屯的河酒吧。406路 15分钟一趟,我们每天都约在公交车站见,一点半准时到,然后坐车,1点50到河酒吧。在车上挺高兴,还能睡个午觉。我们一到河酒吧就会一人泡杯茶,喝啤酒的喝啤酒。聊一会儿之后,差5分钟两点的时候就开始准备去排练了,大概两点左右去接线,把节拍器的弦拧满,走一圈是35分钟,全松掉了之后,再拧满,反正都是打着节拍器专门练演出的时候衔接的不好的地方,慢慢练顺练好。到了4点钟会有中间休息,我们就出去抽烟,锻炼身体,做做俯卧撑。小索他们一组能做 60多个,我那阵子只能做个十五六个,后来能做到30个了。那阵子三里屯那些酒吧也不红,门口都是修车的和煎饼摊,特别安静,特别舒服,感觉就是大家在一块儿练功。当时张和小索就像我现在这样的年纪,30刚出头。他们年轻时也是跟我一样,在成都、杭州过着天昏地暗的日子,青春都是烧过来的????但是当时小索他们已经30出头,生活得确实是要健康、端正一点了。现在我也慢慢明白了,你叫我去喝酒,我就不想去,一个月喝一次我都嫌多,已经过了那种时候了,那种欢乐没什么价值,闹够了,没必要了。 但1999年的我才23岁,到了晚上,就得四处去游荡,不过那时候穷,闹也闹不到哪儿去,无非就是去谁家喝一顿。我那时也没太多的朋友,转来转去就还是兰州的那些人。逢年过节我们得在一起吃饭,一般都是去小索家。小索在家炖羊肉,我们就一人拎一箱啤酒去。这样的日子还是像在兰州那样,长幼有序,兄弟情深。兰州人就是这样的,你大我一岁,我在你面前不该开的玩笑就不会乱开;我大你一岁,我该帮你扛着的事儿也没问题,没钱交房租了,不用跟我说我这钱就得给你,我是你哥嘛!兰州人就是这样的。 这样健康严谨的生活大概维持了两年,河酒吧也越做越大了。2001年的时候里面安安静静的,生活井井有条,人们处得和和睦睦。到了2002年乐队慢慢就多了起来,一周得有几千人来看演出,于是礼拜三的时间就分给了小河和晓利,他俩各半场,礼拜四有时候是“废墟”,后来祖咒开始在那演,各色人等都来了。 刚开始还是挺好,跟小河、晓利他们一起特别舒服。我那阵子看什么东西都像隔着一层热空气,就是青春的那种巅峰状态,觉得一切都太美了。我记得有一年,下了一场大雪,突然全北京的交通都瘫痪了,那天“野孩子”在河酒吧演出,路上的车堵在那儿根本不动,我和郭龙心血来潮,就说下车滑雪走吧,然后两个人就在大马路上一直滑,一直滑,一直滑到了河酒吧,当时高兴得不行。 那就是在2002年,真正的巅峰。那时候大家都热爱音乐,很多听民谣的人也在听摇滚,听摇滚的人也在听民谣,不像原先分类分得那么清楚。那段时光的点点滴滴都是从心窝里面出来的,我当时就觉得这辈子活着保持这样子就可以了。演出的时候,每次也都特别HIGH。那时候河酒吧的气氛太好了,去的人都是朋友,不管认识不认识,只要进来1个小时,我们就是朋友了。有那么100个人每到周末就肯定来,有那么几张脸,只要凑到一块儿,我就觉得飞了,那时候都管他们叫“他舅”、“他舅母”、“他姨”、“他姨父”、“他姑”……谁是“他”,其实谁都不知道,就是互相叫着亲切。前两个月,我在愚公移山看张佺回来的演出,我一看,“他舅”、“他舅母”、“他姨”都在,立刻就飞了。 那阵子人跟人一点障碍都没有,每个人都特别开放,特别有感情。也许在酒吧里的每个人都在抽烟喝酒,但是大家都是上进、美好的。有一次我们喝着喝着,小河转眼就没影儿了,出去街上见人就抱,还跑去将人家出租车司机拉出来:“哥们儿一起跳个舞吧!” 小河那时候有首歌叫《那不是我的名字》,本来最早是没词的,后来摩登天空要录这个,说这个歌太好了,有必要给它填个词。他就填上了:“我还拉着一个外国人的手,在春天 的街上走。”我们那时候交了一堆刚到北京的外国姑娘,都是比我们年纪小的,都特别好,不像现在的有些白领,不会好好说话,那会儿大家心灵相通,都很单纯,没有那么多小利益纠缠,都为了追求美好的东西。 天通苑——伊犁:事儿抓人,但记忆一片空白 最初做乐队的时候,我没有那么多的想法,就是纯粹的喜欢,觉得干这个我就能算条好汉吧,干这个我才不会成为“那些人”。过了2002年,生活复杂了,做的事儿也复杂了,想法也越来越多了,有点犯晕。到了2003年,真别扭了,演出演得也不那么爽了。其实这个圈子真的是无名无利,但大家开始莫名其妙地争一些东西,就像木心书里写的那样,“中国人就是在无名无利的情况里争名夺利。” 2002年朱小龙把马木尔带到了北京,我们当时都特别崇拜地去马木尔家看他弹琴,太大师了。大家各色人等都去他家拜访,坐着听他弹琴,每个人都激动。马木尔拿了个冬不拉回来,我们都说这个乐器好听,都想学。当时正好看了个记录片叫《雪落伊犁》,对新疆有一种向往,后来小龙就说组乐队吧,于是后来我们就一起组了IZ乐队,把它当作“野孩子”的一个延续。 加入了IZ,我于是就不和张佺他们住了,独自搬到了天通苑,一下子就感觉那种集体感、归宿感有点变了。以前我的归宿感就在单店,那里就是我的家。我有一个姓陈的朋友,他家的冰箱里永远都有吃的。他总是一次把三天的饭都做全,做上一锅臊子放在冰箱里,想吃的时候,买点面条,或蒸点米饭,拌一下就完了。到了天通苑那边,我就经常去小河家,去晓利家,或者骑车骑个20分钟到霍营,霍营有各色人等。但那段生活我有点想不起来,就是经常叫朋友来家里玩,我那阵子特别好串门,跟朋友一玩玩到天亮,大清早天都亮了再一起吃个早饭,各自回家。到了后来搞得人筋疲力尽,你说你的,我说我的,怎么都说不到一块儿,说得天花乱坠,话越来越大,越来越不真。在单店时那种每个人都干干净净、相亲相爱、见面一笑的温暖,到了天通苑就变了,大家开始说那种套话了,说得特别好,但你感觉什么都没说,浪费酒钱。 那时候我们就预感到了空前盛况要落幕,总是感觉有点失重,自己也不知道该干点什么,以前是人抓事儿,那时候就事儿抓人了。“野孩子”要排练,IZ也要排练,但排练的时间越来越少了,相比之下事情却越来越多、信息越来越多、演出也越来越多。 2003年的“非典”是一个转折,“非典”前和“非典”后的生活简直就是两回事。那时候河酒吧关门了,大家的心情都有点涣散,小索和张佺就受不了了,他俩觉得乐队要散了。酒吧可以不好,朋友可以不好,但乐队不能散????年初我们就有点不愿意在北京呆了,心里特浮。到了夏天的时候,我就觉得不行了,身边的人怎么都那么奇怪了,在北京根本呆不住了,就跟着马木尔去了新疆,呆了半年。我在伊犁一个村子住了下来,每天清早7点钟起床,练琴。中午学冬不拉,晚上学弹拨儿,生活又开始正常了。中间又去了喀什和塔什客。北京那边一直在叫我回来演出,我却死活都不想回去,我说我一定要等到这儿下雪。后来有一次北京的人跟我说有一个特别重要的演出,不来不行,我说好吧,结果就在我回去的头一天,伊犁下雪了,鹅毛大雪。我特地把《雪落伊犁》里的那首歌又找来听了一遍,想着等到回去了之后,我还按照新疆的步调去生活,气沉丹田,绝不改变。结果回去一个礼拜之后,乱七八糟的生活,又开始了。 October 03 回乡散记
11个小时颠簸后终于在接近十月的夜晚到家。曾想着远离的这片土地,现在开始明白,是我的根。 1、 明月光 秋夜,如果天气晴好,晚上9点以后甚至不用开灯,也不会摸黑——月光会从纱窗倾洒进来,皎洁、明亮。这时我喜欢睡沙发,看得见月光的步伐。除了月光,还有鱼儿跃出水面时发出的声音,是的,家门口是一片池塘和菜地,田埂还传来夜归人达达的摩托车声。 10岁时,爸妈自己的家落成。正好乡下的外公外婆把房子卖掉给唯一的孙子上学筹学费,搬来和我们一起住,彼时外公刚逾古稀,外婆正过花甲。 春季,逢大雨,池塘水涨,门前那条干涸的小水道成湍急的小溪,外公往溪口浅处搁一个畚箕,一下午拎起来全是小虾小鱼。 可是现在,河道再无鱼虾,而外公,卧床不起,甚至要努力一番才能分辨我是谁。 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 2、 大超市 双节长假,县城的广场、公园、主要街道比以往更多人。尤其是去年新开的一家连锁超市,地理位置稍微有点偏,晚上8点路过门口,竟然爆满,人山人海。最拙劣的营销方式,路人驻足,交通堵塞,竟然排起小车长龙。 小车多了很多。这次回家小转,县城的交通开始让人头疼,路边开始划停车位。我两个年轻的叔叔,勇猛地在去年陆续加入到有车族行列。 这是江西南部一座县城的缓慢城市化进程的表征之一。 超市琳琅满目的商品,不仅仅是日常用品,更象征一种城市化的生活方式:对于流连超市的新老县城人来说,那些功能多样的产品也许永远也用不上,但是,那意味着他们向往的生活。另外,超市的环境令人兴奋,无论身份地位,都能触摸那些商品。消费主义、现代性在超市交织。 县城人在市里买房,乡村籍贯的人在县城买房,于是后者成了“新现城人”,还有些安土重迁上了一定岁数的本地人,姑且称为“老县城人”吧。据说,宁都的房价在赣州的县市中最高,如果确实如此,那说明宁都的城市化相对快些。 事实上,只要观察县城的十字街和两个广场,就能读懂她城市的那一面。十字街上,服装品牌依次进驻,背靠背的卡帕今年刚刚出现,阿迪耐克之前就有,原本比较低端的广东制造的“以纯”以其简洁明亮的装修和显眼的位置被心照不宣地装点成牌子货从不打折……疑似“肯德基”山寨版的快餐店在广场旁边开开关关,以出售礼品类烟酒闻名的某商店重新装修,洋酒摆在橱窗……广场上人总是很多,新广场还多了一块70多万的LED电子显示屏,国庆当天,很多人在屏幕前看阅兵式。 难怪说LED有市场,你想,全国2000多个县市,去掉最富的,剩下的都是市场。 和我故乡一样的大部分县城和乡村,缺乏强大的经济实力支撑,只能缓慢地向城市过渡,心有余而力不足。 3、 老同学 同学中不少回乡工作。他们或她们家境不差,衣着时尚,这群年轻人是县城消费主力,当然,他们中很多宁愿在假期去趟一线二线城市消费。 从婚恋态度来说,相对开放也相对传统,眼界不低而且很现实,在婚恋上的选择绝对不差,至少也是门当户对。 相对来说,他们受过相对高层次的教育,有丰富的城市经验和开阔的眼界,可是,他们能为家乡带来什么?安逸、一眼看得到头的生活在成为一种普遍的个人选择时,除了消费力,似乎更是一种沦陷,沦陷在既有的关系、体制中,难有突破。 毕竟,这数目越来越大的“一小撮”公务员、商人、工薪家庭出来的孩子,不了解所生活的故乡最基本的境况,单有向往而不能提供基础着力点。 不知不觉,一代人已经成长起来,他们将成为社会中坚。流言、八卦、绯闻开始以他们为对象。 4、 妈妈说 中学6年,每天上下课,我的习惯是先跟妈妈喊一声打个招呼,然后再亲妈妈。其实我快忘记那段时光了,在我妈的描述中,中学期间我是个乖巧懂事的女儿,后来上大学后,却逐渐和爸爸打电话、聊天,亲近起来。 妈妈说,中学6年是她最留恋的时光。我才知道。我只记得那时的我,像今天一样向往辽阔的世界,蠢蠢欲动。 孩子越来越像家长,家长越来越像孩子,这就是光阴? September 17 改革容纳千人的会场,今天喧哗数次。顺德区,这个区域经济的明星,尝试“大部制”改革,今天宣布方案,明天挂牌,10月前完成交接,如此高效颇令人激动。 原先双管的部门全都归属顺德区管辖,一些小部门如药监局,也并入了卫生局。令人吃惊的是,统战部竟然和外事侨务局合并同类项了——要知道,统战部代表党政系统的姿态哎……当记者问及,这是否可以理解成顺德在党政体制方面的突破?区委书记的回答有点让人意外:不知道,没想这么多,只是觉得这样操作方便简单。 党政联动不仅在表现在这方面。区委常委全都挂帅部门,监察局、审计局和信访局成了一个大部门,和行政执法有关的内容全都并在一块,可见此次大部制改革的决心:努力让决策、执行、监督各成体系。 基于“实用”出发,这些调整并没有超出人们的想象力,但是在传统的话语体系中,这种流线型的设计仍令人惊艳。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在人事上的阻力和高效比起来,显然没有那么大。以我极其有限的阅历看,这已经是非常了不起的了。 也许这和南方的政治氛围以及顺德人的价值观有关系。在南方,即使是60周年,也并没有太多政治口号、横幅、居委会大妈们的洋溢的爱国热情,在这里,纪念或者说庆祝60周年的方式是在各种表演赛事前加上60周年字样,红色的政治氛围被多彩的文体娱乐消解。 而顺德人,我所接触到的公务员,比起仕途来,悠闲的个人生活更重要。工作确实投入,但工作以外的时间绝对是生活。不少土生土长的本地人在政府部门的职务之外,要么家底殷实,要么自己捣鼓生意,有趣的是,他们中的不少人,会“看相”。 此次改革被认为是在1992年顺德体制改革之后的深化,与彼时相比,现在已有一定基础。按理说,初次改革是初生牛犊,反正一无所有,“革自己的命”也没什么大不了,况且在当时背景啊,不当官还可以去企业、做生意;而今再改,调整利益格局往往让改革举步维艰,然而从今天的反应看,还是比较积极的。这是为什么呢? 还有,当时的改革从内部来说有迫切需要,而这次改革,似乎内驱动力并没有那么强。这些年来,政企剥离后,顺德政府确实越来越超前,比如服务水准,比如官员的学历,它在自动地往服务型政府、专家型官员靠,此次改革,无疑是一次超前,尤其是对于群众来说。 自从2008年成为科学发展观试点,再到珠三角一体化的规划,顺德官方的表达中,民主和公民社会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这当然是一件好事,然而,顺德社会本身,公民社会的发育远远缺乏基础。 不过,我忽然有些感动,这就是改革,货真价实的改革,不再是教科书上空洞的字眼。从今天,可以推断过去,那些改革、人们思想观念的解放,是多么伟大的进步。 July 20 凤凰一天零一夜忐忑的叙述 亲爱的们,我要鼓足勇气才向你们描述这座小城。因为爱着她、向往她的人们那么多,关于她的文字也够多的了,我不知道我是否能提供新鲜点儿的东西。 凤凰是我大学时代的遗憾之一。我的好朋友们,兄弟姐妹们都从凤凰为我带回礼物,我知道,我迟早要去那儿的。 我们住在江边(是的,几乎所有去过凤凰的人都会带回这个印记),80块钱一个晚上——可惜附近并无吊脚楼,听说这边是今年才刚开发的。因此我也没能想象出,我的兄弟姐妹们住在20块钱一晚的江边吊脚楼上,睡觉不开空调还要盖被子的夜晚,也没有实现住在黄永玉家隔壁的愿望。 很晒,以至于浪费了一个下午在床上,可是我忽然想象出雨季来临,江水上涨,没过吊脚楼的脚,在想象中哗哗的水声里安然入眠。
古城 接下来,我要开始说凤凰城了。凤凰城很小,一个白天就可以慢慢兜完。最南端是风雨虹桥。清晨,过了虹桥就是早市,各种小摊贩在路边,不穿制服的男人们抓着水管冲洗石头路面。早市两边的建筑尽管是老样式,但明显是崭新的,问过卖粉的大姐后,果然是新建的。新区主要是一些旅馆、酒店,大坨旅游车在空地上等候游人一口气拉走。 沿虹桥的石阶向下便是古城,古城的店铺可以概括成以下几类:食品类的是米粉、姜糖、熏肉;服饰类的是麻织品、蜡染、手工染;工艺品类的是银饰和当地一种木刻、牛骨。 一家蜡染店的女孩儿告诉我,蜡染并无秘法,大同小异,价格的差异不在于工艺,而在于图案样式的设计,随着时代变迁,图案从传统的国画风景到现代的福娃卡通,从实用走向装饰。她的老师原创作品可以卖到几千,顾客多是外国人,而小幅的单张大部分是批量生产,45元一幅。连她在内有总共有六七个学生,平时轮流看店,月末才有时间进修业务。 而标榜麻质的服装店,除了少数几家自主设计,怎么稀奇古怪怎么来的店铺坚持风格,只在当地零售外,很多店还兼营日常服装,服装标牌上写着广东清远、东莞等地。不少开店的年轻人自己或者有亲戚在外打工,几乎都在江浙和广东。
苗族 银饰与苗族有关。麻氏漂亮的两姐妹在看店,她们身上的银饰都很简单,不过她们说,七八岁开始戴银,姑娘出嫁时男方要打银饰。她们的大姐,家族银号的当家人,出嫁时的一身银饰20多斤,耗时两年。 “凤凰这么多银号,其实只有三家是本地人开的,我们麻氏是地道苗银,另两家是刘记和福记。宋祖英在我们这订了一身呢,可是我们不愿意用这个做广告。”妹妹更健谈一些,“我们苗族很直爽的!” 这很快就得到验证,我开玩笑:要是我想看银坨坨怎么打成银子,是不是要去苗寨人家?苗族姑娘马上点头:“是啊,可以来我们家啊!” 是的,《笑傲江湖》里苗族姑娘就是这个形象,兴致来了,她们还爱喝酒。凤凰也有不少酒铺,主要是坛装,标上女儿红、土匪酒,两侧摆着竹罐装,门口两侧挂上葫芦。“凤凰”石碑路口那儿的店主阿姨确实是苗族人,用汉人的称呼,就是杨阿姨。 杨阿姨是纯正的苗族人,酿酒世家出身,从烟草厂下岗后专门卖酒。从凤凰带酒的话一般是三种:当地才有的猕猴桃酒、度数高的土匪酒,苗族米酒。据说进苗寨时好客的苗族人一定要客人喝掉一碗酒,进家门时也要喝一碗,但是都不醉人。 杨阿姨的孩子跟我年纪差不多,没有听从家人建议考公务员,而是干起了旅游,“收入不比公务员差,他自己又喜欢”。她的普通话讲得很好,但还是很腼腆地说:几年前才被逼着学会普通话,讲得不好。她自己也觉得,苗族已经汉化,习俗、言谈上与汉族已无二致。 还有个苗族阿姨,我在文庙侧门那碰见她,那个地段比较偏僻。她的铺头确实和一般铺头不一样,多一些电影里看到的那种实物:地主用的烟斗、暖壶等等。她也是前几年才学会普通话,平时以农活为主,农闲时上午坐车到古城来摆摊,太阳照到铺头前就收摊。 “我几天没开张了,生意越来越难做了。”原先摆摊不要钱,但这个月起,摊位每个月要交60块给城管,两个簸箕摊就是120.她觉得很贵。她的东西要价很高,因为银饰品含银量高,刺绣也多是自己亲手完成。她也抱怨:游客不识货,以为摊子上的东西就该便宜,其实店铺会来摊子上收货,标价可高了,要是加上导游拿一半的回扣…… 尽管如此,但是我看不出手工刺绣和机器造的区别,真假银饰的区别。即使阿姨告诉我,手工刺绣的图案用的花色更多,机器只能用一种线;含银量高的饰品往地上扔,声音是闷的,假的则是清脆的声音。我不忍心告诉她,在这个情感都速食的年代,人们只是想在摊上买很快就会厌倦的纪念品。 此外,我还知道了,苗族服装是怎么缝制出来的,肩膀上的花可是苗族姑娘亲手缝的,一般是8朵。这个阿姨还把自己的衣服给我试穿了,主动给我拍照。她不喜欢穿自己的衣服,原因是不喜欢被拍照。愿阿姨的生意好做一些。 如你所知,江边和古城墙下有许多小摊,我在那买了个手镯,6块。在一家苗店里吃粉时,大妈说我这个比同事那个好,同事那个是10块,问我多少钱,我比了个六,大妈说:“是啊,60块对吧,该这个价。”我很惭愧地摇头,不,不,是六块。大妈一惊,仔细端详,噢,你这个是假的…… 夜·凤凰 好了,接下来是夜色中的凤凰了。桨声灯影里的沱江,古城里摩肩接踵,“我从不问你我们要去哪里”的酒吧,是夜凤凰的雏形。 先说放河灯吧,不过对不起,没有考究这个习俗的来源。河灯是手工叠的,根据愿望有全家福、天长地久等等,最多5块一个,小的一毛钱一个,坐船上,听摇橹欸乃,看沿途灯火顺流而漂,那都是一个个美好的愿望啊。在凤凰坐船特便宜,一块钱一次,船夫们基本上都会唱歌。 凤凰的酒吧有很多种,消费规矩都不一样,南来北往的人,相逢于江边,不论谁唱什么歌,都会得到由衷的掌声。既然都不相识,反而能释怀。只是凌晨一点,酒吧便开始安静下来,江声清晰可闻。此刻,凤凰终究还是翠翠的边城。 公共 凤凰的的士特别便宜,2块钱的起步价,逛遍整座城市也不过十块钱。而且还是去年才有的,新车。要知道,在古城上个公厕就得1块钱——所谓的公厕是居民家的房子。如果按现代城市理念,公共厕所是城市文明的标志之一,还真令人难下结论。 交汇 好了,我不知道凤凰给你们留下了什么,但是她最令我感动的并不是以上这些,而是清早,沱江边怡然自得洗衣服的场景。凤凰每年的游客有多少?在这样的冲击下,当地居民还能保存自己的生活方式,而且那么自然,是出于怎样的心态? 有不少路边摆摊的年轻妇女,她们自己不少是自己出去打工后回来的,金融危机后,有的人失去工作,就回乡自力更生,她们说,还要再出去的。在虹桥时,看见一名城管帮着推三轮车,噢,凤凰可真是小贩的天堂。 遗憾的是,作为一个路痴的惩罚,到底没照到沈从文故居,尽管地图上显示,熊希龄故居往东北方向就是。 芙蓉镇我爷爷经常跟我提起芙蓉镇。他说,你看过电影没有?咱们老家跟那里面一模一样,当时真就是那样啊! Ok,聪明的小脑瓜们,你们一定知道我要说什么了,yes,我就是一乡下人,千里迢迢赶到芙蓉镇重温故土。 我敢说,现在内陆还有好多小镇是这个模样,而且没有明显的雕琢和保护以及商业气息。芙蓉镇最出名的那家米豆腐店马不停蹄,据说一天能卖掉一千碗。我们8个人17碗米豆腐14碗粉面116元,薄利多销,收入也颇可观了。 米豆腐店打的招牌是刘晓庆。连谢晋的都不是。来来往往的游客,谁知豆腐店常有而再无谢晋?更遑论小说《芙蓉镇》的作者古华了,连搜狗拼音里都没有现成的名字。人们没有凭吊一个时代的终结,就在导游的催促中放下筷子,忙于奔赴下一个景点。 当年20来岁的姜文演活了秦文田一辈子,他是天生的演员。不知道芙蓉镇于他,有多大意味。
我想爷爷了。 张家界第二天一起床,就驱车前往张家界。在那儿,我最大的发现是,我就是一乡下人。 主景区没有去,买的是天门山的票。号称世界第一长的索道是这么来的:从入口往前滑去,看得见我们住下的酒店,接着掠过一片低矮的农田,缓缓向上攀爬,从一片杉木上穿行,直到2/3行程处,才离陡峭的山峰近些。听同缆车的本地姑娘说,当地人其实很富裕,因为这些山出产一种用于军工的矿石,一小桶上万,农民私自挖上点也衣食无忧。只是安土重迁,有些人不愿搬到城镇。 至于我,看那些山,总觉得我家乡那个小县城的可能还更好看些。旅行的目的是体验,最好是体验一种落差,落差越大,冲击才越大,才越有收获。乡下人认为张家界盛名之下,其实难副。 旅游界吹得越响的,反而可疑。事实证明,张家界景点区商品是别处的3倍,280多元人民币一人次更是不值。有趣的是,旅游区的木牌上除了中文就是韩文,乡下人此行见到不少一家人出行的大韩民国靓仔,也算饱了下眼福。 在张家界待了两天,第二天去的是喀斯特地貌特征的黄龙洞,简直就是大自然的天然冰箱,钟乳石里长得最快的是百年一厘米。听导游介绍,随着对外开放、游客的增加,钟乳石在一定程度上也遭到破坏。为什么叫黄龙洞而不是白龙洞呢?因为1984年发现这个洞的时候,附近山下有条河叫黄龙河。至于那条河为什么不是白龙河就不得而知了。 张家界旅游还打少数民族牌,比如土家族阿哥阿妹对歌的“哟喂”等。但听说土家族也汉化严重,没有文字的少数民族基本上都面临这个问题。在张家界的最后一晚看了当地名叫“鸽子花”剧院的表演,剧院档次中上,节目还是不错的,紧扣湘西土家族文化,“茅古斯”、“赶尸”舞蹈再加上奇人的气功表演,对于游客来说刺激恰到好处。编舞的人叫吴赞,可以留心下。 噢,听我这么讲述是不是觉得没精打采?好吧,作为能享誉一方的旅游景点,还是有两下子的,张家界的旅游营销非常成功:天门山的飞机表演、黄龙洞最长的钟乳石由旅游公司投保一个亿。张家界的山水石木均无突出之处,但是相对比较全,和周围的景点整合得比较好。 嗯哼,作为一个公正理性的天秤座,辩证地看待文体是天性所在。 湖南纪行6天行程,从珠三角腹地到长沙,再辗转张家界、芙蓉镇和凤凰,匆忙之中加上炎夏的热烈,来不及交付心灵和一座城的共振。只是此行意义更在于是一段时光的坐标,姑为一记。
7月10日凌晨四时左右出发,披星戴月。一路向北,月亮在这边,晨曦在那边。昏昏欲睡的时候被同事拍下此行第一张照片,据说是因为该姿势无法模仿,更不能被超越。 早上8点,在粤北小镇停下吃早餐,对面是某镇中学,横幅挂着恭喜最高分,出门就是路,正逢早市,那儿的荔枝竟然是两块一斤,比sd便宜,只是个头小,样子不甚美艳。在那买下的一大袋荔枝,几乎整整陪伴了我们两天。 长沙 中午一点半左右进入长沙,大热。 尽管和南昌差不多在一条水平线上,但长沙要比南昌有城市味得多。两侧的楼房更别致而现代,很明显有规划的痕迹,街道也要比南昌整洁得多。刚进入市区时,广东同事开始显现出广东人特有的偏见:在这沐足竟然比在广州还贵? 落差带来的偏见只是刚刚开始。 到长沙后觅食竟然也兜了一小会,途中看到“靠,服务人民”,嗯,靠前面是忠诚可,正好被凸起的柱子挡住了。据永州同事说,湖南人没有下午茶,下午四点后开始上晚饭。最后找到一家毫不起眼的小店,不过湘味实足,广东人民一边辣得直喝啤酒,一边直叹之前吃过的湘菜馆全TM不地道。 在预订下的酒店放下行李,接着奔橘子洲头和岳麓书院。 对不起,毛泽东的词我已背不出来,只记得“层林尽染万山红遍鱼翔浅底鹰击长空……指点江山挥斥方遒粪土当年万户侯……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 橘子洲并没见到橘子,倒是看见柚子。要是当年毛先生赋词《柚子洲头》或者《咏柚》,也许今年的橘子洲就是柚子洲了。 橘子洲太新,楼盘还在紧锣密鼓热火朝天盖,水泥在45度的夕阳下散发热气,电瓶车20人一位一溜小跑,但是不得不承认,绿化不错,环境优美,与一江之隔的岳麓书院形成不错的资源整合效果。 岳麓书院到底没见着,从橘子洲到江对面时暮色降临。岳麓山人来人往,多是本地市民锻炼身体,长沙人民的生活方式真健康啊!这是现在回想,岳麓山给我的最深刻印象。 晚餐在火宫殿,晚上10点,火宫殿依然客来客往。菜分量不多,一小碟一小碟,我对那儿晶莹剔透的兔子肉以及5块一杯的花茶念念不忘。本以为传说中的火宫殿是城隍庙一条街的模样,结果只是一家标榜毛主席说,火宫殿的臭豆腐问起来香吃起来臭实际上问起来也不臭的店铺。毛主席在那的地位明显超过灶神。 夜长沙是这座城市的精髓体现的表征之一。 11点,步行街仍然人头攒动。子夜,车辆车水马龙川流不息。酒吧,门前的人类似乎就是属于黑夜。 这是座充满活力的不夜城。还有,长沙的姑娘们怡然地着碎花裙经过,而长沙的大妈们美丽不输姑娘。 June 23 “科技强警”的思路还不如烂片呢在诸如《X战士》一类的电影里,总是好人和坏人同时去抢一个具有无敌能量的物体,基本上是谁抢着了谁就赢了,然后呢,这个物体谁也管不了,于是好人方的“爱”如同主旋律般拯救全世界。 科技只是一种手段,为使用者提供更多选择、功能更加丰富的工具,它能帮助你,但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现在,SD相关部门对“科技强警”乐此不疲,似乎这样就能达到“震慑不法分子”的效果,这不本末倒置么。 “科技强警”必然是经济水平达到一定程度的地区才能落实办得到的,但并不是经济越发达,治安就越好,生活在这片地区的人民就越有安全感。举个例吧,某姑娘从公安局里见识了视频监控系统后大呼:亲热须谨慎,出入有视频,别以为没人看见,监控系统里说不定就留下不亚于情色片镜头的真人录像。 可是即便科技可做到的强大如此,有它更安全了么?恰恰相反,来自民间的声音就是:有关部门不作为。 以个人的经验比较:其实SD治安还是不错滴,凌晨两点独自走上一段并不觉得害怕,这在邻城DG是不可能滴。那么居民的质疑来自何处?相关部门的解释和回应呢?从来没看到过。 作为一个居民,在报纸上看到“科技强警”是木有感觉滴,因为强的是警,又不是民,感觉是这样:我交的钱都让别人强了……从强警到居民的安全感还有段距离呢,这段距离,才是需要开诚布公的。 而且,干嘛非要说自己的好呢,偶尔示弱,效果也许更好。 可能是相关部门人员看的烂片还不够多……建议集中学习,深刻领会。
Ps:某天中午睡觉起来异常亢奋,跟同事瞎扯淡扯的文字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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